交通警察权运行要素意义重大，现有规范已较为成熟。

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。同样，更具优越性的文本也不可能对正统性的维护漠不关心。

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".另一类属于准则、规范，它主要是由具体的制度部分加以表达的。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，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，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。1978年宪法的第二条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。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，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。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。

11［德］卡尔•施米特：《政治的概念》，刘宗坤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38页。七五宪法是由词汇、语言以及政治象征性行为组合而成，其目的是唤起人们对某种政治实践的相互认同。这才是该案争议的实质。

即借腹不借卵而实现现代性代孕目的。第一，当事人有权依据终审判决主张冷冻胚胎的返还请求权。就此问题我写本篇文章，说明自己的观点。对此，究竟是否认定孕母为法律意义上的母亲，确实是较大的难题。

摘要:  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终审判决生效后，直至今天，判决并未得到执行，究其原因，是保存当事人享有权利的冷冻胚胎的医疗机构拒绝返还，更不会用当代生殖技术为当事人实现代孕的愿望。这是一次人民群众坚持立法意见的胜利，立法决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。

（五）代孕的批准与监管 代孕对于保障自然人的生育权具有重要价值。[4]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，医学界发生了生殖技术的革命性进步，代孕技术应运而生，使不孕不育夫妇为血缘传承和繁衍后代的梦想成为了现实，也使国家和民族的传承和延续得到更好的保障。二是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定了《计划生育法修正案》有关代孕违法的条款之后，2016年3月14日，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两个会议：一个是代孕的法律问题研讨会，另一个是研究对非法代孕活动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的动员会。在法律规定了适当放开的范围内的代孕，应当有法律规定的严格审批程序和监管程序，以保障在代孕问题上的伦理秩序和社会道德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。

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都有权对代孕活动进行监管，发现有违反规定或者违法的代孕行为，应当依法制止，保证代孕活动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。代孕的批准，应当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，并报地市一级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。综合观察我国学界对代孕问题的基本意见，就是原则禁止、适当放开。[2]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立法机关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，在最后通过的修正案中，删除了这一条文，最终没有做出代孕违法的法律规定。

事实上，对代孕的强烈需求是世界性的问题。对此，鼓楼医院切不要以为自己是该案的第三人而不是被告，且有卫生部的部门规章作为占有的依据，拒绝履行法院发生效力的判决。

我参加了前一个会议，对于《计划生育法》修订中否定禁止代孕立法建议的问题，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。将女性的身体或者子宫作为商品出租或者借用，显然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的侵犯，也是对女性身体权的侵犯，这是非法代孕活动的典型特征。

在适当放开代孕之后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有关代孕的标准化合同文本，规范这种亲属法律行为，且须进行公证，在最大限度内防止发生法律争议。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道理？值得研究。[3]作出这个通知的国家机关共有12个，分别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、中宣部办公厅、中央综治办秘书室、中央网信办秘书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、公安部办公厅、民政部办公厅、工商总局办公厅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、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部。在一个人伦情理胜诉的判决生效之后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的医院，应当满足当事人符合法律和情理的要求，特事特办，尽快实现当事人代孕愿望，能够在有生之年有自己的后代。试想，如果前述案件的4位老人为传承血缘而公开求助，一定会有女性应征者为其贡献自己的身体、子宫而帮助老人实现延续后代的愿望。如代孕母亲怀胎十月，与孩子相处时间较长，感情基础较厚，子女对母亲依赖性较强，代孕母亲难舍子女而引发纠纷。

二是拒绝营利目的，须出于高尚的援助他人、救危扶困的意图而为之。[10]对此，王彬副教授的论述比较充分，见法律论证的伦理立场——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，载《法商研究》2016年第1期。

各国立法正在出现由全面禁止代孕向有限度地合法化转变的趋势，我国立法在这个问题上更没有必要作出禁止代孕的规定，应当遵从人民的意愿，更好地保护人民的权利。当今世界范围内，每7对夫妇就有1对夫妇有生殖障碍。

[8]这实际上是造福于人类、造福于社会的高尚行为。[9]这样的法政策是立法机关在审议《计划生育法》修正案时，对是否规定禁止代孕条款所依据的基本思路，同时这也是学者、专家和全国人民的基本见解。

但是，对代孕完全禁止又显然不行，因为社会确实有部分人群存在代孕的需求。有的主张不适宜对单身人士和同性恋者放开代孕，事实上他们更有需求，只是目前不适宜开放而已。[6]这样的意见显然是片面的。三是净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，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。

不过，2015年4月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等12个单位在《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[3]中说的比较清楚：一是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维护正常计划生育秩序，着力解决代孕突出问题。作者简介：杨立新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如果医疗机构接受上述意见，对当事人的代孕请求予以接受，关键问题是要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代孕者，避免违法行为发生。那种认为妻子同意，丈夫与孕母发生性行为或者不发生性行为，用孕母的卵子受孕并生产的所谓基因型代孕，即借腹又借卵的借腹生子，并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代孕。

（四）明确代孕行为的法律后果 符合法律规定的代孕行为，必须是植入孕母身体的合子、胚胎与孕母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即卵子不能是孕母所提供，孕母仅仅是用自己的子宫和身体为委托人孕育子女。第四，当事人委托孕母代孕应当符合法律规定。

涉案第三人即鼓楼医院在当事人提出执行判决、医院返还保管的冷冻胚胎的主张时，该医院婉言说明，执行判决只是对争议的冷冻胚胎无限期保存，但坚持不能将其交还当事人监管和处置，因而使当事人无法实现对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，进而无法实现在近期通过代孕繁衍后代的目的。但是，这个修正案一经出台审议，就立即受到舆论和舆情的广泛反对，不论纸媒还是网媒，反对声一片。三、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对待代孕问题 显然，完全放开代孕政策，使代孕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展开应用，会出现很大、很多的法律问题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的认定不易处理，而且出现大量的非法、商业性的代孕，不法商人借人体牟利，导致伦理混乱，孕母的人格尊严受到损害，损害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，因而应当予以禁止。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

（一）严格界定代孕的概念 代孕原本是一个医学概念，是指将受精卵子或者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，由孕母替他人完成孕育子女的过程。这同样是法定义务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，且不予履行之后，要承担必要的法律后果。

对于本案的生效终审判决，当事人和第三人都应当执行，卫生行政部门以及有关医疗机构应当特事特办，满足本案当事人的合理、合法的传承后代的愿望，不能认定当事人实施主张代孕的行为为违法行为。不过，无论是在该案的判决上，还是在我们写的文章中，都隐蔽了这个问题，不去明说，而在实质目的上，就是为了通过对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的判决，给当事人留下延续血缘、传承后代的机会，而不使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家庭血缘关系就此终结。

如果是打击非法代孕，当然是正当的，但是把所有的代孕都作为非法活动予以打击，则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问题，不仅是对人的权利的限制问题，甚至于涉嫌以言代法。事实上，这个权利界定为通过继承而取得的所有权更为准确，就可以直接依据《物权法》第3章的规定行使物权请求权。